4月18日，备受世界瞩目的多哈冻产协议达成未果，国际油价走势越发扑朔迷离。业界普遍认为，不论是两年前在每桶100美元上方的高位震荡还是今年在每桶30美元至40美元的低位徘徊，都不见得是符合国际油市发展走势与经济规律的理性波动，并未客观准确反映国际油市的供需变化，不论是对油气行业还是全社会、对产油国还是消费国都是把双刃剑，甚至弊大于利。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油价的理性回归?油价的理性边界又在哪里?

低油价下的“悖论”：需求不振引发“增长极限”

就常识而言，低油价降低了全社会的生产成本，同时增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因此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油价与全球经济形势便进入了一个看似诡异的“逻辑怪圈”：经济在高油价时高奏凯歌，在低油价时却陷入泥潭。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0年和2011年，布伦特油价从每桶不到70美元一路攀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与此同时，全球GDP增速从2009年的-2.1%跃升至2010年的4.1%，2011年也有2.8%的增长。但是，自2014年下半年油价下跌以来，全球经济不仅未能持续繁荣，反而出现显著的增长乏力。汤森路透/益普索的民调显示，超过40%的美国人将节省下来的油钱用于还债，而非消费。

其实，这种“悖论”背后的逻辑十分清晰：需求不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石油需求减少，无法支撑油价的持续高涨;石油或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过低，最终又会传导至整个宏观经济层面，即输入型通货紧缩导致经济生产活动放缓，进而降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速。而2008年油价暴跌后的快速回升，不过是全球许多国家实施量化宽松(QE)、大规模举债的结果。这部分新增债务主要用于房屋、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自然使石油需求迅速增加，促成油价回升。而2014年美国逐步退出QE及亚洲主要经济体信贷持续缩减，加剧了油价因供需失衡导致的下跌态势。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通过高油价达到石油峰值，反而陷入“增长极限”，即经济无法支撑高能源价格而停止增长，尤其是在油气开采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经济对高能源价格的支持就显得更加力不从心。雪上加霜的是，当前零利率政策与低油价的组合将放大对经济的紧缩作用。由于各国利率处于接近于零的低水平，央行已无法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这便导致实际利率的提高，进而对需求、出口及就业均产生抑制作用。而经济增速放缓又使得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反弹，导致原油产量和投资锐减，大规模债务违约风险骤增。

事实上，经济下行对油气行业的影响早已显现。由于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亏损，从2015年开始，国际大石油公司纷纷削减投资、加速剥离低效资产;油服业务增幅大规模下滑，美国活跃石油钻井平台数量一降再降。当然，低油价促使石油公司加大对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这对提高行业生产率是极为有益的。但油价暴跌带来的更多是全球违约企业数量不断攀升。今年年初至今，全球已有46家企业违约，其中近半数来自油气行业。

此外，低油价虽然拉低了天然气价格，有利于促进天然气消费，但过低的油气价格很可能导致过度消费，这对全球温控目标的实现并非好事。同时，低油价对于新能源发展的阻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资本市场角度来说，由于目前很多新能源项目的开发评估及价值测算均是在高油价时期完成的，因此油价暴跌必然会弱化新能源的成本优势，导致项目投资回报率降低，使新能源的发展因缺乏商业价值而停滞。2015年，电动汽车明星企业特斯拉的股价连续大跌，全年出货量预期一再下降，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能源目前面临的阻力与挑战。

高油价下的泡沫：债台高筑致使风险累积

既然长时期的低油价对经济增长弊大于利，那么高油价就一定是好事吗?

高油价催生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节能技术的进步，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第一次石油危机促使日本大力发展节能技术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就整体而言，在油气行业，高油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利润预期。在不少企业盲目追求扩张的过程中，行业内部普遍存在的成本硬性增长、管理低效粗放、经营风险攀升、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和矛盾被高油价掩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效益的“水分”，而且削弱了行业与企业应对经济风险和市场冲击的能力。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过高的能源价格水平会导致社会生产生活成本大幅提高，企业利润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将随之减少，同时影响政府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可支配收入及财政收入的减少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面缺乏支撑。企业为了维持在高成本下的高收入，政府为了刺激需求，大规模借债是必然之举。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4年，石油公司债券发行量的年均增速达到15%，银行向石油公司提供贷款的年均增速也达到13%;截至2014年年底，全社会向石油公司发放的贷款高达3万亿美元。

在油价高企时，债务攀升看似还没什么影响;一旦油价进入下行通道，世界各国广泛存在的企业和政府债务问题就很可能成为引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已经破产的希腊、冰岛、塞浦路斯等国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大变革中的思考：理性回归引领自我救赎

那么，油价的理性边界在哪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其波动上限是消费端可以承受的价格，下限则是在当前高成本结构下能够支撑生产端的价格。具体来说，油价波动的上限不能超过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避免因需求大幅度萎缩而陷入“增长极限”，也不至于因成本推动型通胀引发经济过热，从而有效推动各行各业在提高能效等成本管控上下功夫，为节能技术与新能源技术提供突破发展的空间，以技术和管理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向前推进。

油价波动的下限则是既能挤出行业“水分”又能支撑油气生产商及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等关联产业的价格，在避免引起过度消费进而影响国家能源战略实施的同时，又可有效降低社会整体的运行成本，促使全行业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这一范围内波动的油价，有利于全社会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向合理方向调整，并有效保障各方利益，使社会整体获得帕累托提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油价波动是大宗商品周期的一个缩影，而大宗商品周期取决于宏观经济周期。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均未展现出令人放心的复苏态势：美国经济虽已出现好转迹象，但美联储对加息始终慎之又慎;欧盟各国至今仍未从2009年欧债危机的重创中缓过神来;曾经支撑全球经济挺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中国，如今也处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增速换挡之中;印度超过7%的GDP增长率成为全球经济弱周期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但越是高速增长，市场对其能否维持强劲增长的忧虑就越甚，这反而削弱了印度对全球经济的提振作用。总之，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依然难言明朗。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仍将占据主导位置。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在全球经济与国际格局深度调整的过程中，敏锐把握未来经济发展与能源更迭大势，顺势而为，推动供给侧改革，在下一个风口来临前完成脱胎换骨的蜕变。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技术创新，石油行业正渐渐从传统的资源、资金密集型转变为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对于降低油气储采比、提高采收率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越来越显著。故而，只有以技术驱动企业发展，才能获得足以应对经济危机与市场风险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石油行业与企业要在观念认识上完成理性回归。油价的问题在油价之外，其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转换其实是市场各方彼此角力的结果。换句话说，能否从容应对油价波动带来的冲击并迅速走出危机，是检验石油公司综合实力的试金石。此次油价暴跌引发的经营困境，正如能源战略学者陆如泉所说：“长时间高油价，石油已经脱离了自身发展的正常轨道。如今，油价回归低位，是在理性和合理区间的选择，对于世界石油工业和石油公司可以说是一种拯救行为，不失为一种自我救赎。”而完成这一自我救赎，需要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它反映的是从业者准确阅读经济形势与行业变迁的能力，其背后是崇尚科学、尊重规律的理性精神。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站在全球政治经济大变革的风口上，石油行业与企业的转型迫在眉睫。我们既不能将当前的问题与挑战归咎于低油价，更不能把未来的发展希望寄托在高油价上。要在观念认识上完成理性回归，才能化危为机、凤凰涅槃。